杏树当成林

阳春三月，春光明媚，长城八达岭处，一位来自日本北海道的女士无比激动地对身边的记者朋友说：“太棒了，中国医生！做梦也想不到，我能登上八达岭，有幸目睹世界上最壮观的建筑———长城，太棒了！”

这位女士叫藤田樱子。谁能相信，三个月前她还是一位瘫痪在床数年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是中国医生、类风湿专家武素礼及类风湿治疗中心的专家们使她恢复了健康。

不知什么时候，一种复合免疫球蛋白偷偷混进了鲜红的血液，血液感到自己像患了肥胖症，渐渐迈不动步了。终于，它决定在关节周围那些细小难走的血管里停下脚歇一歇，可不想，日子一久，通道被堵死了，细而柔韧的血管肿胀起来，关节像生了锈……

到了本世纪90年代，先进的现代医学攻克了肺结核、瘟疫、霍乱等一个又一个重症堡垒，然而它却不能对魔鬼般蚕食健康肌体的类风湿顽疾作出精确的阐释。据统计，仅中国就有类风湿患者1200万人，其中重病致残者已达700多万人。难道人类在类风湿面前真的束手无策吗？

天津管道局的李芳芳已瘫痪床上3年了，3年里，她和家人跑遍了津、京许多医院，中西医都看过，仍然不见好转。当她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找到武素礼大夫时，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只服了一个月的中药后，会奇迹般地站起来了。

加拿大籍华人肖菊英，患强直性脊柱炎8年，拄着拐杖，在家人的陪同下，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来到了武大夫所在的类风湿治疗中心。当时，肖菊英双下肢肌肉已经萎缩，髋和膝关节明显僵直，武大夫和中心的专家们为其会诊后，开给她“古汉历节汤”回国服用。一月后，肖小姐打电话高兴地告诉武大夫，已丢掉了拐杖。

的确，武素礼成了京城治疗类风湿有影响的人物，然而，他的成功却不只属于他一个人，而是浸透着几代人的心血和专家们集体智慧的结晶。

武素礼出身于中医药世家，是东北天益堂第五代传人，天赋聪明，勤学歧黄，六十年代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秉承父志，独钟“痹症”，从事类风湿关节与强直性脊柱炎的研究与治疗。他善于捕捉每一个对类风湿治疗有专长的人和治疗效果较好的药物的信息，不耻下问。1965年，他曾专门下江南向“雷公藤”专家周先生学习。当他使用“雷公藤”治疗时，发现它副作用大，反跳现象严重。1980年，当“雷公藤”制剂在我国作为治疗类风湿的首选药物时，武素礼已缩小了对“雷公藤”的使用范围，他试图寻找一种理想的处方来增强“雷公藤”作用而降低其副作用。

他虚心学习，从南京的蚂蚁粉，辽宁的蛇毒，到焦老的痹，朱先生的虫蚁搜剔，博采各家所长，融会贯通，逐步地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理论和治疗风格。

他认为，类风湿与强直性脊柱炎由于病邪反复入侵，肌体正气不固，肝肾虚弱，旷日持久，迁延所致。“久病伤阴，阴虚生内热”，因热加寒郁，气不得通，久之寒亦化热。细心的临床医生会发现，临床上热症多于寒症，虽然有些患者其表象和脉象极似寒症，但细辨之还是热症。不管寒热与否，其实质病变是“瘀”，病机是“闭”，治疗上宜养肝益肾，疏“瘀”通“闭”。

中医基础理论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得养，筋骨强健，病邪不留自去，机体免疫力增强。已往治疗由于拘泥古训，恪守祛风、除湿、活血化瘀的原则，虽有一定疗效，但有的患者（阴虚者）非但不见效果，反见病情加重，就是忽视了滋阴、养肝、益肾的道理。

在上述理论和治疗原则的指导下，他成功地创立了“古汉历节汤”的组方，临床上效果极佳，且远期疗效巩固，帮助成千上万的类风湿患者解除了病疼的折磨，为祖国医学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传说古代有一名医，他医德高尚，治病救人从不讲报酬，只求患者病好以后在他宅旁种一株杏树。后来，他治好了很多病人，宅旁也出现了一片杏林。

如果武素礼是那位名医的话，他屋旁的杏树也当成林了。

那是1995年6月，北京密云县有一个叫李云松的青年，患强直性脊柱炎，挂着双拐，在天津一所学校读书，由于治病与学习的双重压力，他家变卖了几乎一切可以值钱的东西，但总是难以支付医疗费用。望着这小伙子期待治疗的眼神，看到那被经济困扰而焦虑的家长，一种医生固有割股之心在武素礼大夫心中燃烧，他鼓励小李坚持治疗，直至巩固，药费由武大夫本人垫付。这样一共半年，李云松毕业了，病愈了，武素礼为患者支付了一千多元的医药费。